2019年11月16日，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和安徽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制度·中国精神·市场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体会”理论研讨会既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数十所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世界哲学》、《文汇报》、《教学与研究》、《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当代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新闻媒体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主持。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跃军在致辞中表示，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安徽财经大学和全国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本次学术研讨会，可谓意义重大。安徽财经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始终坚持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方向，始终致力于为党和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坚持不懈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带动一系列相关成果的问世，为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贡献智慧力量。

    蚌埠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谢兵在致辞中指出，本次研讨会是蚌埠市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全市社会科学界具体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欢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关心蚌埠发展，支持蚌埠学术建设，希望蚌埠的学术界能够借此次会议契机，广泛地向全国各地的学者学习经验，和他们交流思想，共同研发出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郝立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出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应当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适应的，能够引领或指导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实践发展和精神前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理论形态。这不仅是一项宏伟的理论工程，而且要通过具体的范畴表达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探讨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关注中国现实道路的走向，从实践导向精神。而分析和提炼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内涵与特质恰恰是做好这个工作最为具体的一个环节。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制度这个重要的范畴，经济哲学应当紧跟步伐，从中国制度到中国精神的运动逻辑，需要经济哲学思辨。十九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中国正在干什么?中国下一步准备怎么走？因此，精神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它和人的实践紧密相关。张雄教授还对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出场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三点理由：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自己的逻辑叙事和运动规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二，未来的市场竞争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度推进，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史无前例，因此，配置市场的精神资源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背后，必须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力量加以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精神恰恰是中国精神的具体表达。当下的中国已经从一般市场精神的培育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自觉探索和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出场的可能性有三点：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必然有一种全新的市场精神与之相呼应；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需要具体的范畴体系作为支撑；其三，我们还面临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作为一种正能量的激励，能够在市场经济实践主体中产生共鸣。

　　会议主义围绕四个主题展开了热烈地研讨：

　　第一，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的关系问题。学者主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梳理了社会制度与精神观念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认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市场经济，分别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制度规制，经济发展的精神调整，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动力，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政治学的制度规范来理解，我们今天讲的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精神，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而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主体。这里面非常重要地概括了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方法论基础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任何的一个道德的调整制度的规制，市场主体的推动，我们都需要去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基础。第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书刚教授指出，要讨论中国经济制度，就要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内涵。中国精神概括为这么三条：第一条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家国情怀。第二条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它的主要路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也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矛盾，要从矛盾中分析哪些是要坚持的，哪些是可以接轨的；第三条是以开放包容为特征的共享精神，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1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的开放包容、一带一路中的共建共享共荣、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中所说的，中国不是独享，而是共享，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把中国精神最终概括为这么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开放包容为特征的共享精神。那么这个中国精神有什么世界意义呢？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撑。

　　第二，什么是市场？在这个议题中，学者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指出，作为一般的市场和市场精神包括了四个原则和三重规定，它的质的规定性体现为竞争意识、法治意识、道义力量等三个向度，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秉持的是资本至上，利益优先的原则，因此，这三个维度又具有“双重底色”的标准。魏小萍研究员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契约原则，这个契约原则，它作为抽象原则在具体的操作中是在合同中得到体现的，就这个原则而言，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对市场有区别吗？这是向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市场激发出来的主观动机是在交易中获利，它的客观效果也可以作为社会做贡献，主观动机转化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活力、动力，有市场就有活力就有经济的发展。而广东东软学院蔡博文教授则认为，经济学文献上对市场有十种解释，这十种解释全部都只关心《道德情操论》，还有《国富论》，几乎没有人去从亚当·斯密的科学哲学的角度去解释，所以我从所谓的亚当·斯密的科学哲学出发，把科学哲学的东西提炼出来成为市场的概念。但是，他讲一只看不见手的时候其实很单纯，不过就是一种因果机缘。其实不管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都有它的市场精神。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是否仅仅是一个物质的空间？当西方的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市场也就成为一种精神的空间，这里就存在着中西方的差异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毛勒堂教授进一步指出，市场有三重含义：一是作为场地的市场；二是作为活动的市场；三是作为机制的市场，每一种要素都有它的本质规定。辽宁大学郭忠义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市场精神本身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利益的追逐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所以，回应魏小萍研究员的问题，市场的逐利性在这个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市场也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和制度紧密联系，因此，需要靠制度优势来引导市场逐利的方向性。原国防大学王善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性来引导商品交换行为的发生，因此，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两种不同维度的空间属性。

　　第三，如何从一般的市场精神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复旦大学马涛教授从中美制度的比较中发现，美国的市场精神侧重于对私利的追求，它并不是在一个公共利益的语境下加以思考，而中国的市场精神则是以公共产品为主，这是二者的重大分歧。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的市场精神侧重于理性的概念，比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理性活动的方式，就理性而言，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他认为理性衍生出了三种联系，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那么目的理性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理性包括三个方式，第一是和平，第二是雇佣劳动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大部分指向中层，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买卖，第三，它是由科学技术和法治体系构成了生产力的方式。理性只能靠勤奋劳作和积极进取来实现，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常提到的资本主义进取精神。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以“经济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点，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以构筑“人民财富”论为科学基础，以实现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通过追求全球经济正义的宏大气魄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彰显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平衡的崇高追求。余源培教授认为，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市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体现，它表现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而社会主义市场精神追求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即从利益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华侨大学刘荣军教授认为，中国精神既包含着中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基因，更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追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育人要求，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精神能够做到二者的双重实现。上海财经大学范宝舟教授指出，西方的市场精神已经走入了后现代的概念中，体现为对人的无形的压迫和强制，只是一条封闭的死路，而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则是从一个崭新的维度为世界提供了新型文明的可能。

　　第四，什么是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上海今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德忠博士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引下，通过党制定的科学政策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在资本市场起舞，实际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主义企业家应当弘扬踏实肯干、诚实守信、注重质量、劳资平等、奉献社会等精神素养的培育，千万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给予的历史使命。厦门路达集团副总经理孙洪钧博士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敢为天下先；第二个阶段从“第一批人”过渡为社会主义企业家，第三个阶段是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从精神层面看，社会主义企业家有三个特征：与时间赛跑、站着睡觉、在悬崖边跳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天平教授认为，经济伦理的实现必须有经济制度的支持，儒商精神生成于特定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之下，要使之成为现代儒商精神必须经历现代性转化，一是把儒商精神制度化，彰显经济伦理原则、稳定经济伦理规范、强化经济伦理行动、增进经济伦理秩序；二是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契约信用制度等制度环境，使儒商精神找到固定的物质承载力量。安徽财经大学张斌教授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本身就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而创新精神是现代性发育中的积极性质，这二者如果能被社会主义企业家同时吸纳和融合，就会创造出一种具有强烈的当代性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和文化性，又具备普遍性、规范性和整体性，这是当下企业家精神具有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精神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和中国精神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对中国制度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具体表达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理论研讨和思想交流。

   《世界哲学》杂志社副主编鉴传今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既面向未来，又关注中国现实，会议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成果：一是全面梳理了从中国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人的认识逻辑，充分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二是精准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和资本主义市场精神的区别，体现了中国学者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特色，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特殊性开启了新的学术视野；三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对传统儒商精神现代转型的关注，体现出社会主义企业家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社会的价值立场。